生命不以壽夭論，重在存世意義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韓愈《李元賓墓銘》讀後

      《李元賓墓銘》是唐代文學家韓愈於貞元十年（794年）為早逝友人李觀譔寫的墓誌銘。當時，韓愈應崔宏禮之請，記述了李觀的生平：其二十四歲中進士，二十九歲客死長安，後歸葬嵩原。全文以簡筆勾勒李觀籍貫、科第與生平，銘辭部分以“才高乎當世，而行出乎古人”概括其才華品格，通過反復詰問生死壽夭，強調精神不朽重於生命長短。文章融合敘事與哲思，突破駢儷文風，以沉挚情感與凝練語言展現韓愈對知識分子命運的關切。

      韩愈在《李元賓墓銘》中以“生命不以壽夭論，重在存世意義”為核心，通過對友人李觀短暫人生的追思，提出了一種超越生死長短的價值觀。這一觀點不僅是對個體生命意義的深刻叩問，更折射出唐代知識分子對精神不朽的執著追求。

      李觀（字元賓）二十四歲中進士，三年後登博學宏詞科，官至太子校書，卻在二十九歲英年早逝。他的一生雖如流星劃過夜空，卻在文壇留下濃墨重彩的痕跡。據史料記載，李觀與韓愈同為“龍虎榜”進士，二人相交甚篤，韓愈稱其“才高乎當世，而行出乎古人”。李觀的文章風格獨樹一幟，與韓愈並稱，時人評價其“不襲沿前人，獨闢蹊徑”。他的早逝令韓愈痛心疾首，在《答李秀才書》中感嘆：“元賓既歿，其文益可貴重”，足見其精神遺產的深遠影響。

      韓愈在銘文中以“壽也者，吾不知其所慕；夭也者，吾不知其所惡”的反問，顛覆了世俗以年齡衡量生命價值的標準。他認為真正的“壽”在於德行與事功的永恆，而非肉體的長存。首先，作為英年早逝的李觀，他雖年僅二十九歲便去世，但他的道德修養與人格魅力為時人所敬仰。韓愈在銘文中強調其“行出乎古人”，體現了儒家“修身為本 的價值取向。其次，李觀在短暫仕途上展現出的才幹，如博學宏詞科的優異成績，以及在太子校書任上的學術貢獻，皆屬“立功”之舉。這與儒家“濟世安民”的理想相契合。再次，李觀的文章被韓愈譽為“才高當世”，其文集後世流傳，成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先聲。這種文字的力量超越了時間與空間，實現了精神的不朽。

      韓愈的這一觀點並非個案，而是唐代知識分子群體心態的縮影：盛世下的生命覺醒：盛唐氣象孕育了文人對生命價值的積極探索。李白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豪邁，杜甫“致君堯舜上”的抱負，與韓愈對精神不朽的追求可謂異曲同工。韓愈作為古文運動的領袖，主張“文以載道”，強調文章應傳達儒家之道。《李元賓墓銘》正是這一理念的實踐，通過簡潔的文字與深刻的哲理，將個體生命與文化傳統緊密聯結。與此同時，唐代佛道盛行，韓愈以儒家“入世”精神對抗佛道的“出世”虛無。他認為生命的意義不在於輪迴或成仙，而在於現世的奮鬥與奉獻。

      反觀今日，現代醫療雖延長了人類壽命，但精神世界的貧瘠成為新的問題。韓愈的“不朽論”提醒我們，生命的豐厚度比長度更重要。李觀的文章因韓愈的銘文而流傳，體現了文化傳承的鏈條。現代人應關注如何將個體價值融入人類文明的長河。李觀與韓愈皆面對過人生的重大挫折（如李觀的早逝、韓愈的貶謫），但他們選擇以積極的態度書寫生命。這種精神對應對當代社會的焦慮與虛無具有借鑒意義。

      總之，《李元賓墓銘》不僅是一篇墓誌，更是一部生命哲學的宣言。韓愈以李觀為鏡子，照見了生命的真諦：真正的永恆不在於壽命的長短，而在於精神的光芒能否穿透歲月的迷霧。正如銘文末尾的悲歎“竟何為哉，竟何為哉”，這不僅是對李觀的追思，更是對每個生命的終極叩問：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時，留下的究竟是什麼？韓愈用他的文字告訴我們：唯有德行、事功與思想的結晶，才能跨越生死，成為永恆的存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附原文《李元賓墓銘》

      李觀字元賓，其先隴西人也。始來自江之東，年二十四舉進士，三年登上第；又舉博學宏詞，得太子校書。又一年，年二十九，客死於京師。既斂之三日，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，鄉曰慶義，原曰嵩原。友人韓愈書石以志之，辭曰：

      已呼元賓！壽也者，吾不知其所慕。夭也者，吾不知其所惡。生而不淑，孰謂其壽？死而不朽，孰謂之夭？已呼元賓！才高乎當世，而行出乎古人。已呼元賓！竟何為哉，竟何為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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